家住济南市历下区的市民张洁(化名)叫代驾，结果11公里的路程，代驾竟收了她159块钱。酒醒后的张洁感觉不对，再打代驾司机的电话时*打不通了。虽然付款记录是某代驾服务有限公司，但记者查询工商登记，并未查到这家公司的注册信息。

显然，这是让网友频频吐槽的黑代驾无疑。这并非个例，而是已成普遍现象。今年6月26日晚，有记者一行3人在呼和浩特市找代驾，同样遭遇29.42公里的代驾费为249元。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2019年对代驾市场的专项调查显示，仅有23.9%的代驾人员在代驾公司（平台）进行面试，签订《服务协议》；76.7%代驾人员直接在网上注册后*可以接单；有4%的代驾司机没有在任何公司注册。调查同时显示，各代驾公司（平台）的起步价及加价标准不统一。消费者普遍认为，目前代驾市场鱼龙混杂，主要原因是缺少行业自律和有效监管，代驾行业处于无主管单位、无行业规范、无准入门槛的“三无”状态。

近年来代驾行业的出现，对减少酒驾、醉驾的发生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。清华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发布的《代驾行业发展白皮书》显示：2016年代驾行业减少因醉酒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350万起，使83万人免受刑法制裁，减少财产损失462亿元。但是长期以来代驾行业的“三无”状态，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的风险。“喝酒找代驾，却来个喝了酒的代驾”“人车被丢弃，钱财不见了”“代驾和客人打起来”，这样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报道。而有人因黑代驾引发的焦虑，也导致明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，又担心叫代驾引来更多麻烦，不得不侥幸开车，从而埋下事故隐患。

去年全国两会上，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礼辉*建议：尽快立法规范代驾行业，明确监管部门。像广州、甚至这样善于立法先行的城市，目前也没有一部规范代驾的地方法规。早在2011年，成都市公安局*表示，针对快速发展的酒后“代驾”行业所反映的问题逐步完善立法规范，但一直未见结果。这说明，不是地方上不努力，而是代驾平台与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难以厘清，由于代驾司机的收入不稳定，作为灵活*业者，比外卖平台与外卖小哥的关系更难厘清。

日前，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维护新*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》，通过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同时发力，以更好保障外卖人员的权益，倒逼新业态经济去套路化来激发新活力，这为对代驾行业进行立法管理提供了思路。

期待条件较好的城市加强调研，在明确代驾运营企业和代驾业务性质后，再明确“谁来监管”、“谁接受监管”、“用什么方式监管”，立法指定政府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，统一制定代驾服务行业的管理服务标准及收费标准，制定专门的税务发票，同时在准入机制、资质审核、行业监管、司机资质、服务规范、事故担责等方面的统一规范，让代驾行为在公平合理有约束的情况下完成，不再游离于监管之外，不再让“代驾”变成“代价”，也为国家立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。